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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:春风先生


  

  孙川喝了口茶,便开始说道:“有关于你太爷爷,也就是‘春风先生’顾江南的资料,我们掌握的非常详尽。因为他的特殊遭遇,当时的国、共两党情报机构、日军的情报机关,甚至德国、苏联的情报部门,都为他专门设立了秘密档案。”

  孙川刚上来这两句话,便把顾寻说得脑袋里直发蒙,心想:“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,敢情毛病根子果然出在太爷爷身上!我的太爷爷哟,您老人家到底是个甚么人呐?居然能惹得五大情报机构给您设秘档?”

  孙川接着道:“顾江南,表字春风,生于一九零八年。因为他本人的医术高明,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创见,医治某些疑难杂症时,往往效验如神。故而在民国时期,他的名声很大。那时的上层社会中,人们更习惯于用表字,作为朋友、平辈间的称呼。所以大多数认识他的人,都尊称他为‘春风先生’。

  由于医术精湛,他与当时的许多达官显贵都有过往来。时任民国监察院院长、有‘民国草圣’之称的于右任老先生,就曾特地手书一副对联:‘春风妙手回天地,江南尽日显生机。’派人专程送到天津,表示对他高明医术的赞誉。

  本来依照他的人生轨迹,不大可能与这支洞箫产生交集。但世事之变幻莫测,往往令人匪夷所思!”

  孙川说到这里稍顿,看了顾寻一眼,这才接着道:“根据当年军统的前身,党务调查处二处的调查记录: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,凌晨五时二十五分,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。当日上午十时三十九分,你太奶奶和她父亲接到了庆龄先生的电报,当即决定赶赴上海为鲁迅先生送葬。当日下午十五时许,她们二人启程出发,春风先生留在天津的医院,维持医院正常运转。

  两日后,也就是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,春风先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。

  时任二十九军军长、平津卫戍司令、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将军,派卫士长送了个疯子来。要求春风先生‘秘密治疗,切勿走漏消息。’

  那人明显是被活生生吓疯的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,只会无意义地嘶吼。春风先生为他治疗了三天,尝试了各种疗法,他却始终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。无奈之下,春风先生只得改用催眠疗法,希望能了解到一些病人的身份信息,没想到这一催眠,竟然发现疯子是个日本人。

  好在春风先生精通七国语言,其中就包括日语。他断断续续听了两天的梦中呓语,才勉强搞明白。

  这个吓疯了的日本人,原名织田竹治郎,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刘思竹,字念荪。表面身份是从东北来内地作生意的客商,真实身份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外派情报人员。还有另一重身份,是日本特务机构‘菊机关’的华北行动课副课长。

  此人身负一项秘密使命,到这里时,他已语焉不详。反复催眠套问后,拼凑出的大意是:德国党卫军首领、盖世太保总管海因里希·希姆莱,致电东京高层。德国党卫军计划在民国境内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行动。满铁株式会社素以对东北的各项情报调查详尽著称。希姆莱希望盟国予以协助,在党卫军行动前,由满铁派出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,在民国境内为德国搜集行动相关的线索及背景资料。

  织田竹治郎就是这一使命的具体执行者之一,但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,不知遭遇了甚么恐怖事件,竟然吓疯了。以致被二十九军发现,送来就医。

  到此为止就没法再往下问了,哪怕是在梦里,任何涉及到任务具体情况的只言片语,都会让织田竹治郎陷入彻底的崩溃。

  已经了解到的部分,足以令春风先生焦虑不安。无论是日本人,还是德国人,无论他们的行动目的何在,对当时我们那个任人鱼肉的国家来说,都绝不会是好事。

  令春风先生感到有问题的,还包括二十九军的人,把这个疯子送来的时候神神秘秘,可人丢到医院后,就彻底不闻不问了。到了十月二十七日,他觉得不能再等了,必须将已掌握的情况提醒军队,尽快对此事展开调查。

  他当天赶往二十九军军部,没想到告知来意后,平素以热情豪爽著称的宋哲元将军,居然称病不见。这个借口实在找得很绝,因为宋哲元自幼习武、久经战阵,身怀多处暗伤。他只要人在天津,有病从来都是找春风先生看的。

  卫士长出面接待,话说得很客气,可就是不提此事该如何处理。反而云山雾罩地说些甚么:‘非常时期,我等行事皆须三思而行,不可孟浪。’‘宋主席一身担着天大的干系,我等须尽力分担才是。’‘国家积弱,负责任之人有时委屈求全,也是无奈之举。’……等等。听得春风先生一头雾水。

  到了临别时,卫士长特意打着哈哈隐晦道:‘都说先生是春风圣手,治不好的病人恐怕不多。要是教我这等粗人当医生,说不定治不好病,反倒把人治死了。眼下这种局势,要是死个日本人,麻烦可就大了。要是死上个把难民,那谁也说不出甚么,是吧?哈哈,您瞧,我说我是个粗人嘛,说个笑话都说得不伦不类的。哈哈,春风先生您可千万别在意。’

  春风先生听罢,这才恍然大悟:‘宋哲元这是为保地盘,又打算跟日本人和谈了。那么这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疯间谍,就成了既抓不得、又放不得的烫手山芋。卫士长这是在暗示他将此人治死,当做难民偷偷处理掉。’想明白了其中的缘故,他忍不住怒气勃发,拂袖而去。”

  孙川讲到这里,随口解释道:“当时的华北地区,军事、政治形式异常复杂。首先,距离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,日军全面侵华只剩不到九个月的时间。此时的日军图谋华北甚急,各种小动作接连不断。

  其次,国民政府蒋介石一方面忍辱求安,希望通过外交努力,缓解与日方的各种冲突,打消日军向华北渗透的企图;另一方面,又对军阀倾向日渐严重的宋哲元不满,不断向华北增派军政人员,希望借防备日军之名,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。

  而此时的昔日抗日英豪宋哲元,也早已随着权势地位的提高,变得面目全非。当年一首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》,曾把二十九军的抗日美名传遍华夏大地。但彼时的殊死抗争,是因为没有地盘;一朝当上了河北省政府主席,宋哲元立刻变身为对日和谈的积极实践者。力图达到在日方和民国中央政府的夹缝中左右逢源的目的。

  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,春风先生将自己的发现通报给政府和军队,并期望他们能查清日本疯间谍事件,显然是缘木求鱼。尽管作为民国名医,他也拥有一些所谓的‘上层关系’。但听说涉及到日本人,那些关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

  结果,他的种种努力不但没起到丝毫效果,反而引起了秘密组织‘力行社’的注意。一九三六年时‘力行社’的负责人,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‘军统特工王’戴笠。

  戴笠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件事,是因为‘力行社’安插在河北省的耳目,呈送的一份报告。

 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,河北沧州一户民宅遭夜贼入室行窃。三名夜贼无故二死一疯,死者未见显著伤痕。疯者呓语中偶有发音似日本语,故被送交当地驻军,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处。这个疯者就是织田竹治郎。

  这件事当时并未引起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重视,直到十月中旬,再次有两名夜贼,死在那户民宅的祠堂外。两人尽管皆作中国人打扮,但其中一人身藏的家人合照,显示其实为日本军人。吉星文这才觉得蹊跷,派人把疯者和尸体送交军长宋哲元处。

  那户两次被日本人光顾的人家,其祖上为乾隆年间青帮‘文’字辈祖师,后人虽早已不在帮,但祠堂中还供有祖先的两件遗物:一支洞箫和一块青帮早年的令牌。

  当地的‘力行社’耳目将此事上报,戴笠接报后产生了误判,他想起日本关东军,曾组织东三省的青帮头目赴日访问,宣传所谓‘日满提携’。于是判断日本人此次,是想利用青帮祖师遗物,达到某种政治目的。既然日本人的目的,是那两件青帮祖师遗物,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釜底抽薪,让他们找不到东西在哪儿就是了。

  戴笠将此事交给了当时名义上的青帮总龙头杜月笙,让其自行处理。可杜月笙那时正忙于扩大‘恒社’在上海滩的势力,对此事不甚重视。但碍于戴笠的面子,便派了四名‘觉’字辈弟子到沧州,护送祖师遗物前往上海。

  这四名青帮弟子和祖师遗物最终未能到达上海。其中两名弟子死在河北沧州,另一名死在山东德州,最后一名死在安徽合肥。事后查明,与他们同时死亡的还有六名日本间谍。

  ‘力行社’关于这些事件的线索不多,唯一的活口就是疯了的织田竹治郎。但这个活口已疯到精神彻底崩溃,所以有等于没有。既然这样,不如装作不知道,就让宋哲元自己去处理这个烂尾巴最好。

  谁知宋哲元竟把这疯子送去就医,而春风先生居然真的掏出了点情报。疯子的真实身份一搞清,不但宋哲元生怕沾边,连戴笠都觉得很麻烦。于是戴笠给‘力行社’在天津的人员下令:‘对春风先生和那个日本疯间谍,不得接触、严密监控、随时汇报行踪。’

  其实对春风先生来说,当时最安全的选择,就是按宋哲元卫士长的话去做。然后装作甚么事都没发生过,蒙头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但从他日后的遭遇来看,显然是他内心对家国的关切战胜了怯懦。

  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,在给你太奶奶留下了一封信后,春风先生带同那名日本疯间谍,启程前往河北沧州。忽然作出这样的决定,想必是他又从那个日本疯间谍口中,挖出了新的内容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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